连快乐都不敢的东亚人，为什么开始流行集体“发疯”？丨清醒蹦迪
如果情绪也有“潘通色”，那么今年流行的一定是“发疯”。
在2023年，“发疯”已经从一种人身攻击、一种拯救言语匮乏患者的谩骂，变为了一个中性词。就算在某些语境下，它直接等同于冒犯、厌世、不会读空气、破罐子破摔，但也请相信我，它们绝不是什么坏词。
即便断章取义，尼采也早就说了，“世界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”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连沉迷过的偶像都一个个消失，我们还能像从未穿上这件病号服一样，继续“伪装正常”地生活吗？
东亚式发疯，叙事中的重奢品
要么在沉默中死亡，要么在沉默中发疯。
选择“发疯”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奇怪的神色：激昂，亢奋，好像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最近热播的Netflix剧集《怒呛人生》（Beef）受欢迎的理由里就有一个：展示了一种曾经失语的“东亚式发疯”。
故事讲的是两个在美国社会的东亚人：一个是黄阿丽饰演的，经营着植物店的中产女精英，一个是史蒂文元饰演的，只能对着超市店员憋屈地发泄情绪的底层承包商。一次势均力敌的路怒事件，让他们开始互相报复，比如潜入对方家里乱尿、在重要工作场合搅局。最后，在致幻植物的帮助下，他们达成了暂时的和解——躺在比人生干净不了多少的呕吐物上。
《怒呛人生》示范了一种“发疯模板”。一方面，主角比任何心理医生或职场厚黑学都更懂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应该如何扮演一个能够回应（利益相关方）期待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但凡这根绷着的弦出现一声不妙的细响，他们就有可能丧失修补的斗志，转而被一种想要将其撕碎、发出刺耳声音、甚至头破血流的快感所诱惑——必须立刻发这个疯，即便发完还要亲手一片一片，甚至一粒一粒地把它们粘好。
而比起破窗效应，如今大家像达成了某种共识般，更倾向于用“东亚式发疯”来解释人物的心理动因。稍微一想就知道，这个词多么黑色幽默。就好像从没听说过“男司机”，却总有人爱说“女司机”——在习以为常的词语前面加一个定语，本身就暗示了某种“反常”。因为“发疯”代表了愤怒、冒犯、失礼、添麻烦，而旧脚本中的东亚人信奉的是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一种宽容、平和、忍让、喜怒不形于色的儒家哲学。二者一对冲，这五个貌似漫不经心的字就有了极高密度的荒诞意味。
而什么样的环境，能催生我们能对这种情绪的深度共情？我想不必列举你我人生中大量雷同的压抑时刻，光是剧中便有不少隐喻：比如，黄阿丽剧中的丈夫在发现她（因路怒症）情绪不佳时，选择了“礼貌”地不刨根问底，还在这种几乎一无所知的前提下，给出了最“温柔”的解决方案，他浑身散发着佛陀一样善良的光，打气道：“你要开始专注于积极的一面，好吗？”
“专注于积极”，是我们一生的课题，也是孕育这种理想最南辕北辙的土壤。
日本电影《驾驶我的车》里，撞破妻子出轨的丈夫，直到妻子去世，都对这个创伤避而不谈。与“专注于积极”类似，他认为无论人与人之间多么相爱，都有一块无法触及的黑色漩涡，试图去探讨这个部分只会徒增彼此的痛苦。
发疯路上，我们都是追梦人
而爽剧之所以“爽”，就在于那股劲：我想做，但是做不了。
没有足够的社会信用兜底是问题（叠buff就是对于东亚人来说，“够”是个永远也达不到的尺度）。史蒂文元大闹黄阿丽的发布会时，在两个同为白人社会夹心饼干的亚裔对照组里，大家极其自然地预设了中产的黄阿丽是完美受害者，安慰她“赌场里总有很多疯子”。容错率一上升，发疯的成本便跟着降低，不发白不发。另一方面，“维持体面”背后其实是羞赧-尴尬-压抑三种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，即便你告诉这个人当下发疯是被允许的，但他从未接受过发疯教育，在决定“要不要发疯”之前就被难在了“如何发疯”这一关。
因此，大多数人最多只能做到“看起来像在发疯”，在可被允许的0到100的阈值里做一些微小的反抗——既没有被讨厌的勇气，也没有彻底快乐的勇气。
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，面对疲惫的人生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推翻、不是抗争，而是“自我解放”。
这就是为什么会有“发疯文学”这个东西。
发疯文学，简单来说就是“你问天我答地”。通过激烈的情绪、超过对话框常见容量的篇幅，建立起一种诡异的震慑力；仔细一看，又与上下文语境完全脱离，由于莫名其妙反而显得无懈可击。
子集很多，有前置人物的黛玉文学、甄嬛文学、小时代文学，用剧中人物的阴阳怪气来完成现实对话中的呼叫转移；有以展示傲人精神状况的为目的的废话文学、括号文学，通过挑战汉字逻辑的无意义组合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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